近日举行的欧盟峰会和欧盟成员国能源部长会议，各国仍未能就设置天然气价格上限等问题取得突破。究其原因，各国在能源结构方面存在差异，经济体量和财政资源落差也导致其立场不同。这决定了欧盟形成共同能源政策并落实相关措施必定步履维艰。

10月25日，欧盟成员国能源部长就能源问题举行会议，仍未能就设置天然气价格上限问题取得突破。

在此之前的欧盟峰会上，各成员国就应对能源危机达成一揽子共识，被舆论视作“推进能源团结的重要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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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结构存差异

由于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传统能源伙伴关系的差异性，欧盟各国在能源结构和对外依存度方面有着明显异质性。

首先，欧盟各国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性相差甚大。

2020年，马耳他、荷兰、波兰、德国化石燃料占总可用能源比重分别达96.85%、90.4%、87.36%和78.37%，远高于欧盟69.73%的平均水平，而瑞典、芬兰、法国却仅分别为30.76%、41.43%和47.95%。

其次，各国化石能源的对外依存比重亦高低不一。塞浦路斯、希腊、比利时、立陶宛和意大利分别高达93.1%、92.45%、78.1%、75%和73.3%，而爱沙尼亚、罗马尼亚、瑞典、保加利亚却仅为10.5%、28.2%、33.5%和37.9%。

而在天然气供应来源方面，2021年比利时、西班牙、爱沙尼亚、立陶宛、葡萄牙和瑞典天然气进口依赖度均达100%，仅有荷兰（33%）、罗马尼亚（24%）和丹麦（26%）处于低于50%水平。

匈牙利95%的天然气进口来自俄罗斯，并与俄罗斯签订长期供气合同。与其他曾高度依赖俄罗斯能源、现在推进与俄“能源脱钩”的国家不同，匈牙利更关心能源稳定的经济影响，担心欧盟限价措施和联合购气措施将损害现有合同，因而积极争取限价措施“不得干涉现有合同”的豁免条款。

财政资源有落差

各国能源状况使其在能源危机中所受冲击存在一定差异性，同时各国经济体量和财政资源上的落差也令其持有不同政策。

比如在能源限价的问题上，德国、荷兰及北欧国家认为，要求天然气供应商以限定价格出售现货违背了市场经济原则，最终只会令供应商向着出价更高的国家售气，欧盟不仅不能拥有价格合理且供应稳定的天然气来源，反而可能因限制价格措施而加剧短缺状况。

而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希腊等国家则认为，当前天然气的“不合理价格”只有通过非市场手段才能解决，否则将无力承受此类冲击。

为什么会有此种差异？如果观察各国经济结构，就会发现德国的主张立足于其经济状况，德国不仅是欧盟内天然气第一大消费国，而且其经济核心制造业对天然气的依赖程度远高于他国，德国工业占天然气消费量比重达35%，高于欧盟内26%~28%的平均水平。化工、玻璃、冶炼等产业若供气中断将遭遇致命性打击，这使德国比其他国家有更多的担忧。

在能源财政援助方面，各国分歧也十分明显。近期，德国公布总规模2000亿欧元的“防御盾”计划，将向消费者和企业直接发放财政补贴来缓和能源危机的冲击，使其自去年9月以来花费的能源财政补贴达到2642亿欧元，相当于GDP的7.4%。

德国此举遭到欧盟各国广泛批评。许多国家认为，德国的巨额财政补贴是建立于其过去积累的庞大财政盈余之上，各国并无财力推进与其绝对规模或占GDP比重相当的补贴力度，进而使德国在经济恢复、产业复苏等方面获得“不公平优势”，长期看则将加剧欧盟内经济发展差距。

另一方面，德国的补贴计划是直接补贴消费端而非促使价格下降，一些国家认为此举将鼓励德国国内的能源消费，不利于欧盟“节约能源渡过难关”的政策倾向，且其他国家能源供应商将倾向于向德国市场供应现货，加剧欧盟层面及其他国家的能源短缺和价格上涨趋势。

落实措施非易事

目前，法国和意大利等南欧国家，普遍呼吁应以欧盟共同资金，借鉴新冠疫情期间“下一代欧盟”复苏基金的形势来支持各国援助计划，即以欧盟作为发行债务和发起援助的担保人来推动相应措施。

不过，这种呼吁遭到德国、荷兰等长期持有财政审慎倾向国家的反对，其实质是这些国家不愿意以本国纳税人的钱来补贴他国。此次欧盟峰会，德国虽然同意欧盟机构“审查”其补贴计划，但也争取到不将以欧盟共同资金进行财政援助的内容纳入峰会决议。

事实上，自从欧盟开始构建共同能源和气候政策以来，各国就在能源市场、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发展等方面持有不同立场，历次政策突破也更多是政治磋商后形成的最大公约数。

欧盟委员会负责能源事务的委员西姆松表示，欧盟能源部长将在11月再次举行会议，推动批准联合采购天然气、调整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等措施。在各国分歧未能有效解决的情况下，落实这些措施恐怕并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