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的起因
1、 过度举债
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的长期过度负债行为，是造成这场危机的直接原因。如表1所示，除西班牙与葡萄牙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净储蓄盈余外，PIIGS五国在1980～2009年间均处于负债投资状态。长期的负债投资导致了巨额政府财政赤字。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政府财政赤字不应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而在危机形成与爆发初期的2007～2009年，政府赤字数额急剧增加。以希腊为例，从2001年加入欧元区到2008年危机爆发前夕，希腊年平均债务赤字达到了5%，而同期欧元区数据仅为2%;希腊的经常项目赤字年均为9%，同期欧元区数据仅为1%。2009年，希腊外债占GDP比例已高达115%，这个习惯于透支未来的国家已经逐渐失去了继续借贷的资本。这些问题在PIIGS五国中普遍存在。
随着欧洲区域一体化的日渐深入，以希腊、葡萄牙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在工资、社会福利、失业救济等方面逐渐向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看齐，支出水平超出国内产出的部分越来越大。由于工资及各种社会福利在上涨之后难以向下调整，即存在所谓的“粘性”，导致政府与私人部门的负债比率节节攀升。
西班牙和爱尔兰债务问题的成因与希腊略有不同。这两个国家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房地产市场迅速萧条，国内银行体系出现大量坏账，最终形成银行业危机。而政府在救助银行业的过程中，举债与偿债的能力均出现了问题。
此时，已经背负巨额债务的五国政府，其进一步借贷的能力已大不如前，政府信用已经不能令投资者安心充当债权人的角色。投资者一般将6%作为主权债务危机的一个警戒值，一旦超过这一水平，该国将面临主权债务危机。意大利的债务问题在PIIGS五国中前景相对乐观，但目前其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水平已接近6%。除意大利之外，PIIGS五国2009年的政府赤字均已经数倍于3%的警戒值，如表2所示。当巨额的政府预算赤字不能用新发债务的方式进行弥补时，债务危机就会不可避免地爆发。
2、政府失职与制度缺陷
PIIGS五国经历如此严重的危机，动作迟缓、不作为或乱开“药方”的五国政府难辞其咎。虽然五国政府在危机前与危机中的表现不尽相同，但其失职行为是危机的重要助推因素。
首先，为了追逐短期利益，在大选与民意调查中取悦民众，政府采用“愚民政策”，采取了“饮鸩止渴”的行为。例如，希腊政府在2009年之前隐瞒了大量的财政亏空。
其次，一些政府试图通过各种途径逃避欧盟委员会与欧洲央行的监管处罚。德国、法国等经济发展“龙头”曾是这方面的负面典型，而其他国家也随之纷纷效仿。
再次，以爱尔兰、西班牙为代表的一些国家政府放任国内经济泡沫膨胀，一旦泡沫破灭，又动用大量的纳税人财富去救助虚拟经济，导致经济结构人为扭曲。
最后，政府首脑过于畏首畏尾，不敢采取果断措施将危机扼杀于“萌芽状态”。例如，意大利政府在2009年赤字达到5.3%时没有采取果断行动，而是一味拖延，导致了目前危机升级的局面。
欧元区的制度缺陷在本次危机中也有所显现。首先，根据欧元区的制度设计，各成员国没有货币发行权，也不具备独立的货币政策，欧洲央行负责整个区域的货币发行与货币政策实施。在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统一的货币使区域内的国家享受到了很多好处，在经济景气阶段，这种安排促进了区域内外的贸易发展，降低了宏观交易成本。然而，在风暴来临时，陷入危机的国家无法因地制宜地执行货币政策，进而无法通过本币贬值来缩小债务规模和增加本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只能通过紧缩财政、提高税收等压缩总需求的办法增加偿债资金来源，这使原本就不景气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冰岛总统近日指出，冰岛之所以能够从破产的深渊中快速反弹，就是因为政府和央行能够以自己的货币贬值，来推动本国产品出口，这是任何欧元区国家无法享受的“政策福利”。而英国政府也多次重申不会加入欧元区。
欧元区体制的弊端
欧元区的成立在促进欧元区成员国间的经济一体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希腊、爱尔兰等国在加入欧元区之后，享受到了欧元区使用单一货币的好处，比如消除汇率浮动、促进跨境贸易和促进跨国就业等，使得政府和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融资更加便利，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资本流动更加顺畅。但是，将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置于一个统一的货币区内存在着诸多难以协调的矛盾，制度上的弊端也为债务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1.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分散的财政政策步调难以一致
欧元区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后，成员国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但是财政政策仍由各国政府独立执行。这就造成由超国家的欧洲央行执行货币政策、由各国政府执行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这一体系也成为欧元区运行机制中最大的缺陷。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一个主权国家调节经济运行的两个最主要的政策工具，两者通过不同的政策指向与调节机制对经济运行实施有效调节。欧洲央行的目标是维持低通胀，保持欧元对内币值稳定。而各成员国的财政政策则着力于促进本国经济增长、解决失业问题等，在失去货币的独立性之后，成员国只能采用单一的财政政策应对各项冲击。这就意味着欧洲央行和各国政府财政政策的目标是不一致的，这种不一致性导致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各国政府在运用财政政策时面临着遵守“马约规定”和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的两难选择。加入欧元区之前，希腊、爱尔兰等国的政府赤字本就偏高，加入欧元区后希腊、爱尔兰等国并没有紧缩政策、削减赤字，却利用较为低廉的融资成本大举扩张财政预算，以刺激本国的经济发展。在次贷危机爆发后，由于缺乏独立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解决就业的重任就完全落在了财政政策上，政府不得不扩大财政开支以刺激经济，结果赤字更加严重。
2.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使货币政策目标的选择成为难题
作为多种增长模式和多种发展速度共存的经济联合体，欧元区成员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欧元区的东扩，转轨中的中东欧国家逐渐加入欧元区，更加加剧了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金融危机之后，欧元区各国经济复苏步伐不统一，德国、法国的经济开始回归正常，而希腊、爱尔兰、西班牙等国由于房地产泡沫的破裂，经济复苏之路曲折。各国对货币政策的诉求不尽相同，但是欧洲央行显然难以同时兼顾所有成员国的利益，这一问题在单一货币体制下难以得到有效解决。
3.集体决策制度与各经济体利益之间的冲突
欧盟的成立是建立在一系列超国家机构基础上的，各成员国常常在机构设置、席位分配、表决机制等问题上争论不休。欧元区与欧盟密不可分，在关系到经济联盟内外的重大决策中都由这些超国家的机构协调解决，这样的机构设置注定了危机爆发的命运。
4.最优货币区的困境
美国经济学家蒙代尔1961年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无疑为货币联盟从设想到欧元的实际流通提供了指导。根据蒙代尔的构想，经济调节可以在国家和国际两个层面进行，而最优货币区的最大制度性溢出，就是实现生产要素的无障碍流动，从而达到效率最优。但是，欧元区的现状却与此理论有许多不同之处。
首先，货币区内的生产要素发生了变化。生产要素主要包含商品与劳动力，现代金融学则为生产要素增加了资本流动。从生产要素中的劳动力来看，欧洲的劳动力自由流动，事实上仅局限于相对狭小的地理区间，或者是某些特殊职业。欧元体系只是在制度上放松了人员移动的管制，允许自由移动，但鉴于各国财税独立，无法形成统一的社保制度，并不能真正确保区内劳动者的自由移动。同时，在现代金融体系下，资本在开放的经济体内快速流动，并不受到更为严格的管制，造就了某些地区经济的泡沫化，加大了欧元的整体负债风险。
其次，货币区成员国社会结构模式存在差异。从欧元区的实践来看，经济增长与社会结构并不协调。理论上看，按照加入欧盟和欧元的标准，欧元区似乎可以作为一种整体社会模式，但事实上，欧元区国家差别非常巨大。欧洲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8年南欧国家中，葡萄牙退休金占GDP比例为12.9%，希腊为11.5%，意大利为10.9%，西班牙为10.8%，奥地利为9.2%，荷兰为9.1%，而德国仅为6.9%，南欧国家该项指标平均水平高于欧元区平均水平1.5%;而如果以退休金与社会福利支出总计分析，葡萄牙的支出达到财政总支出的71%，意大利为65%，西班牙为63%，希腊为64%，均高于欧元区的平均水平。另外，以公共开支占GDP平均比例水平看，在欧元区，德国仅占43.7%，荷兰为45%，卢森堡低至37.7%，而意大利为48.7%，希腊为48.3%，均高于区内平均水平46.8%。这些数据意味着，南欧国家在目前状态下，既无法再扩大公共开支以便与欧元区其他国家拉开差距，同时，其已经形成的社会福利与退休支出，将继续困扰其国家主权债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