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6年成立以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表现出一定的经营模式和特征。如果和亚洲开发银行（以下简称“亚行”）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创立的新型金融机构与亚行等传统金融机构的异同。

一、区别

一是资产和负债差异。亚行总资产规模超过3000亿美元，而亚投行总资产规模超过300亿美元，亚投行约为亚行的十分之一多。这表明，亚行有着较多的资源投入业务，而亚投行的资产总额相对较为有限。从负债率看，亚投行2020年底负债率为37.2%，远低于亚行同期的80.6%。

二是主权项目和非主权项目数量差异。亚行在批准的项目中，多以非主权项目为主，从2017年到2020年，非主权项目占比约为15%。亚投行主权项目占比高，约为66%。但从批准金额看，差异显著缩小，亚行非主权贷款和亚投行非主权贷款占全部贷款总额的比重总体接近。

三是投资项目领域差异。亚行更为重视对公共部门管理领域的贷款支持，2020年其占比为30%，其次为金融（15%）和能源（11%）。亚投行前三类投资领域分别为能源（19%）、金融（18%）和交通（16%）。这说明亚投行确实在基础设施领域投入较多。从亚行确定的未来投资领域看，其把气候变化相关投资放在最为优先位置，力争在2030年达到75%。这个比重要大大超过亚投行的目标。

四是投资区域差异。亚行重点投资区域为东南亚，占比约为37%；其次为南亚，占比约为29%；然后为中西亚地区，占比为21%。亚投行目前投资最多的区域为南亚，约为42%；其次为中西亚，约占29%（其中中亚为9%，西亚为20%）；再次为东南亚，占比约为20%。

五是研究机构差异。亚行所设立的“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在本地区经济和社会研究领域具有高度的学术声誉以及影响力，发表系列报告和工作论文，对本地区的学术和政策议程具有较大影响。亚投行尚未成立类似于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的专门研究机构。

二、政策建议

一是要重视研究机构的作用。亚投行等新型金融机构要把研究能力放在更为突出的位置加以建设，不能仅仅关注投资的项目。研究机构不仅起到智库作用，还能提升软实力，获取东道国重要的中观和微观数据，加深对相关国别区域的认识。

二是要重视对规则塑造能力类项目的投入。应加大“技术援助”类别的投入，把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软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地区基础设施投资一并考虑，逐年适当提高此类投资金额。

三是重视俄乌冲突对亚投行投资项目的冲击，切实防范投资风险。从投资地理分布看，亚投行有大量投资布局于中西亚地区。这些地区由于地理距离原因，相对受俄乌冲突影响更大。应加强项目管理，关注相关国家金融财政状况，避免出现投资风险。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外交中心主任。本文根据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网主办的“大变局下的中国与世界”研讨会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