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虽年过六旬，仍能一年六访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三江源，采集一线生态数据服务50余家国内外科研机构及教学单位;他曾告别家人远赴丹麦求学，回国后潜心研究退化草地治理，还绿万亩黑土滩;如今，他放弃了成都安逸的退休生活，毅然回到高寒缺氧的高原腹地，继续探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密码。
61岁的赵新全是中国科学院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学术院长，孜孜探索“生态合理，经济可行，农牧民可接受”的草地生态科学生产方式，他38年的学术历程熠熠生辉：牵头组建中国科学院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开展国家公园草地承载力方法及草地与食草动物平衡的理论研究，开创生态与民生协同发展、科研与生态工程相结合的研发体系支撑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
自从来到青海，赵新全便和高原的草场、牛羊较上了劲儿。
1982年8月12日，赵新全清楚地记得这一天。身穿军大衣、蜷缩在解放牌大卡车的木椅子上，刚从学校毕业的他一路摇摇晃晃地翻过了海拔3940米的达坂山，来到中国科学院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
海北站位于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境内的祁连山脚下，距离西宁市约160公里，海拔约3200米。在这里，年轻的赵新全成了173只羊的“羊倌”，为摸清不同季节家畜体重变化规律，除了日常采样、监测工作外，他需要每个月给所有的羊称体重。
“一次放牧实验时把羊弄丢了，可把我和同事吓坏了。”赵新全回忆道，为了找羊，他们连夜摸黑赶路，穿过被称为“乱海子”的沼泽地，挨家挨户打听。第二天早晨，终于顺着血迹找到了耳朵上实验标记被割掉的羊。
“找不到羊，已经坚持5年的实验就白做了。”赵新全说，找到羊，心里踏实了，可双腿已经没有力气往回走了。
走夜路，一只手提着裤子、另一只手用裤带驱赶野狗;冬天凿冰取水，手粘在铁桶壁上生生撕下来一层皮……生活虽然艰苦，但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长期在高原畜牧生产一线蹲守，赵新全摸清了适度放牧强度与家畜生产的规律，并提出了草场“取半留半”的科学利用概念，一度在国内外相关研究领域引起关注。
1997年，赵新全在丹麦完成博士论文后，再次回到青藏高原。这次，他将目光投向了三江源地区。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的大武滩，曾是当地有名的黑土滩。“草滩都荒了，怎么能再变绿?”在众人的疑惑与不解中，赵新全和他的研究团队决心啃下这块“硬骨头”。
一年时间内，他带着团队同事风餐露宿做测量、搞实验，硬是让昔日的黑土滩变成了“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青青草原。“得益海北站积累的研究成果，感谢曾经的牧区生活经历。”赵新全说。
终于，赵新全和团队发明研制出27项草籽生产及退化草地生态恢复技术，选育了5个青藏高原适宜优质饲草新品种，建立了新品种国家种子基地主导牧草良种繁育，开辟了营养生态学新领域。
“最舍不下三江源。”2018年8月17日，原本已经调到成都准备退休的赵新全再次回到青海，于同年9月担任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学术院长一职。2019年，60岁的赵新全向组织提出延迟退休的申请。
赵新全说：“在三江源设立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给了高寒草地生态研究更大的展示舞台。”
如今，翻看赵新全的微信朋友圈，都是他在野外考察时的所思、所想、所感。“你看，这是我们2019年拍到的藏狐捕食鼠兔的画面”“冬日的可可西里，黄色是这里的主色调”，指着一张张照片，赵新全向记者分享自己的科考经历。
“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区域及毗邻区域整体变暖变湿变绿，植被生产力趋于稳定，野生动物数量明显上升，生态服务功能逐步提升。”谈到三江源，赵新全总是充满激情，“这是片神奇的土地，有独特的自然风貌，还有世代逐水草而居的牧民，我永远去不够、看不尽。”(记者王金金、耿辉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