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获悉，在政府授权下，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两家公司将牵头并注册成立可再生能源发展结算服务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司将承担可再生能源补贴资金管理业务，并按照市场化运作。这意味着高达数千亿的可再生能源补贴拖欠问题，可能将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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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成立的相关文件中提及，“在财政拨款基础上，补贴资金缺口按照市场化原则通过专项融资解决”。这意味着新能源补贴缺口资金将会由财政补款+企业发债的组合方式来解决。

由来已久的欠补问题

自2006年《可再生能源法》实施以来，我国通过征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的方式筹集资金，对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电量给予电价补贴，有力支持了我国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快速发展。

2011年11月29日，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拉开财政补贴大幕。根据文件要求，明确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包括两部分，一是国家财政公共预算安排的专项资金，二是依法向电力用户征收的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收入。进入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目录的新能源项目，有资格申请补贴，按时全容量并网后，补贴由电网企业进行转付。

宽松的补贴政策直接刺激了新能源发电投资的大规模增长。从2011年到2016年，五年之间，可再生能源电价征收标准经过了6次提价，从最初的的电价附加征收标准0.8分/千瓦时，到2016年逐步提高至1.9分/kWh。但是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规模的不断扩大，可再生能源附加费用逐渐难以覆盖海量的补贴费用。

据统计2017年-2019年，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补贴缺口分别达1500亿元、2331亿元、3000亿元以上。2020年“抢装潮”之后，大量的补贴需要兑现，给财政资金带来了更大规模的压力。

根据相关测算，2021年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收入950亿元左右，而风光可再生能源补贴需要2000亿元/年。截至2021年底，可再生能源累计补贴缺口或将到达4000亿元。

新能源发电为资金密集型行业，企业现金流健康与否十分重要。由于新能源发电项目自身的电价收入不高，且发电小时数较低，因此补贴成为企业盈利的关键。长期的新能源欠补问题导致开发商背负了大量的应收账款，影响到了现金流。

2018年“531”光伏新政之后，光伏发电投资市场冷却，大批拥有电站重资产的民营企业和上市公司承受了巨大压力，开始抛售资产。由此开启了光伏电站资产向国有企业集中的趋势。

据《2019中国光伏电站资产交易白皮书》不完全统计，2018年上半年中国光伏电站资产交易容量为50MW，较前两年保持稳定，下半年则陡增至1295MW。

补贴资金的最终解决方案

为解决补贴问题，国家多次出台相关政策。

2017年，国家曾推动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交易制度，将其作为降低直接补贴强度、完善可再生能源支持政策的重要举措。但由于价格较高、对于认购方意义有限等原因，绿证市场始终没有形成应有的市场规模，绿证成交比例低，远没有起到减轻中央可再生能源补贴资金压力，支持可再生能源风电、光伏产业发展的作用。

根据2020年《关于促进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依法依规纳入补贴目录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按国家发改委制定电价政策时依据的“合理利用小时数”核定中央财政补贴额度，同时明确了总补贴资金额度是“合理利用小时数”乘以运行年限20年。解决了可再生能源补贴“无底洞”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高达数千亿的欠补资金也亟待最终解决方案。

2020年，曾有媒体报道用于发放新能源补贴拖欠的首期1400多亿元债券发行工作，有望在当年年底前完成。据近期参加债券发行推动会议的人士介绍，日前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已经同意，将由两大电网企业发行债券解决新能源欠补问题。

但此后相关债权的发放并未如期进行。多数分析认为这是因为电网公司发行债券解决可再生能源补贴问题会大大增加电网公司的负债率，不利于其应对国资委的财务考核。

补贴缺口影响到了新能源企业的发展和进一步投资，解决问题迫在眉睫。根据财政部发布的《2022年中央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表》，“其他政府性基金支出”中“中央本级支出”从2021年的928亿元增加至4528亿元，增加3600亿元，增加比例487.8%。这笔巨额资金被认为将会主要用来解决新能源补贴拖欠问题。

而为了避免电网企业发债增加过高的负债率，本次成立的相关公司明确了“保持独立核算、独立运营，与输配电业务有效隔离，不影响电网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此举解决了电网公司发债的后顾之忧。财政拨款+企业发债，新能源欠补问题的解决终于到了最后阶段。